钱钟书赞人，语多夸饰。早就想写这么一篇小文章，正好来了个引子。
今天看到《中华读书报》上有篇《钱钟书称赏最甚的人》，作者说以他所知，钱先生称赏最甚的人，是广州的李汝伦先生。证据是《随笔》某期曾发表过李先生的一篇文章，钱先生读后甚感佩服，在给该刊主编黄伟经的信中说，“李君文章光芒万丈，有‘笔尖儿横扫千人军’之概。李君饱经折磨，而意气仍可以辟易万夫，真可惊可佩。”后来钱先生在与李汝伦的通信中又说：“胸中泾渭分明，笔下风雷振荡，才气之盛，少年人所不逮，极佩。”
作者还说，这档子事他的朋友一直不许外传，更不轻易示人，他认为这么大的事有必要公诸同好，就管不了许多了。此文刊出后，还要准备电话中接受他的朋友的埋怨呢。（2000年1月19日《中华读书报》第3版）
此文作者马斗全先生，是我的同乡，也是同校同系的校友，不过我早他十多年离校罢了。这几年马先生的文章车载斗量，风行天下，我是极为钦佩的。看了这篇文章，却不免生智者千虑之叹。
先得说清，能得到钱先生的赞赏，确实是值得高兴的事。这不光因为钱先生是当今的“文化昆仑”、“博学鸿儒”，还因为钱先生素有出语刻薄的“恶名”，你想吗，一个连吴宓这样的老师都不放在眼里的人，能看得起谁呢？这样的人忽然有一天对某人表示“极佩”，此某人该是何等了得。文中为了坐实“称赏最甚”四字，还给钱先生添了一个“莫须有”的品质，说钱先生“对文化界一些人士的评论，如他治学一样，极为严谨负责，从不轻易称赏什么人，更不廉价地送人以溢美之辞，为文化界树立了良好的典范”。
且不说年轻时和年老时不一样，写信和写小说不一样，就算确有其事，确有其言，怎么可以当真呢？
从学识上说，钱先生是这个是那个，从时代上还得说钱先生是个旧文化人，至少也是旧文化人习染比较重些。这些人，有一套他们惯用的语码，听的人得“听话听音”。最明显的例子该是，有人把你介绍给他们时，大都会说“久仰久仰”，这就得你自己掂量了，真是个名闻遐迩的主儿，尽可坦然受之，若不是，断不可以为他对你情有独钟。老辈人赞人原本就语多夸饰，钱先生比别人更甚些，或许是他的名声太大了，我们觉得更甚些。
像这类动不动就“可惊可佩”的信，钱先生在世时，不知写过多少封。手边有本《记钱钟书先生》（大连出版社出版，范旭仑等编），内中有篇《钱钟书书札书抄》，随手摘录几则看看。
给罗家伦的信中说：“喷珠漱玉之诗，脱兔惊鸿之字，昔闻双绝，今斯见之。”罗家伦的诗和字真的就这么好么？可罗是他的校长，不这么说你叫他说什么？
给孔凡礼的信中说：“先生年龄既少，钻研复力，故所垂问，皆有根有柢，叹佩之至。”对一个年轻人，钱真的就佩服到“至”的程度吗？
下面四句赞语，是从四封信里摘出的，请猜猜是给何许人的：
“交臂失英雄，亦因足下善刀而藏，真人不露相，凡夫俗眼，遂不能识瑰宝耳。”
“奉读来书，极佩深思好学，旁通汇贯。”
“前承惠寄大译……仅浏览一过，流畅可喜，殊徵功力。”
“得信并法绘，没想到你那么多才多艺！”
打死你也猜不出来的。告诉你吧，这是称赞一位叫何新的年轻人的。
是不是钱先生真的不负责任，就这样随意夸赞他人呢？不是这样。这只是个礼数，该说什么他还是要说的，比如赞何新的第一条，何来信中可能想要钱先生一本书，钱先生说他新出的书“为友好索尽，未由呈献通人，尤所疚憾。”只看字面，自己的著作不能呈献给通人指点，你以为他会难受得要哭吧，错了，他只是要说“不给”，至少也是这次给不成了。再如赞何新的第四条，何的来信中似乎要以钱的某书为题写文章，钱说“你可写文章的题目很多，何必用拙著呢？”等于明说“我的著作不用你评”。
像这样的礼数，还可以举出一些。过去的时代，教师给学生的信中多称学生为兄，比如鲁迅与许广平相恋前，给许的信里就称许为兄，绝不是鲁迅早就心怀叵测，要先在辈分上拉平从而恋爱之。闻一多信中称陈梦家为兄，陈是闻的学生，不知轻重回信自称弟，闻大为恼火。叶圣陶先生晚年送客，总要送到门外且深深鞠一躬，据受过此礼的人说约九十度，你若遇上了千万别以为这一天太阳从西边出来了。最有趣的该是梅兰芳了，他是京剧大师，请他看戏想得到赞评的人特别多，据说梅先生看了别人的戏总要赞一声“不容易”，你可以理解为演得这么好不容易，也可以理解为演得这么差也敢演真不容易。
开个玩笑吧，以后文化人之间不妨流通这么一个词儿，叫“钱赞”（例如“我得到了一个钱赞”），或是这么一句歇后语：“钱钟书称赞——不可当真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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